微视频《点亮》

或许很多人将质疑我的这一说辞，因为近代先贤们的努力之一，是将私权绝对化以抵抗来自君主的封建压制，最为显著的成效并非是完全消除权利的限制，而是将限制制度化，除非基于合法的理由，君主或国家不能够剥夺一个人的所有权。

内部行为是高校在内部组织管理过程中所作的只对组织内部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人民法院在审理高校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案件中，在认定公开与不公开时，首先应该审查《办法》是否与上位法相一致，如果认为《办法》与上位法不一致甚至相冲突，就可以不参照《办法》审理案件。

高校所享有的自治权力意味着高校在获得法律授权之后，对其内部成员来说已经具有了合法的管理权力，高校成员具有服从的义务事实上，此类问题不是一个程序问题，而是应当由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后作出判断的实体问题。人民法院在案件实体审理中，可以要求原告对特殊需要事由作出说明。纵观近些年来围绕高等学校以及其他公共企事业纳入司法审查问题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因此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纳入司法审查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受教育者、教师直接以高校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法院通常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当然，实践中也可能出现内部信息与过程性信息出现交叉的情形。作为高校内部信息不公开的依据在于内部信息是高校处理内部管理事务，不对外产生法律效力。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

……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西方的刑罚较轻便是更为先进的呢？为什么中国要跟着西方走？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中国的刑法制度是否落后？即使承认西方船坚炮利，中国在科技上落后于西方，这并不表示中国的刑法制度也应被视为落后于西方。69酷刑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和司法腐败和权力腐败纠缠在一起。实施侮辱性的讯问或处罚。

但是，要正视酷刑问题并不容易。清末李伯元着小说《活地狱》7，他在楔子中写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一部书呢？只因我们中国国民，第一件吃苦的事，也不是水火，也不是刀兵。

38 参见宁汉林、魏克家：《中国刑法简史》，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第14及17章。除对肉体可能造成永久性伤残外，学者指出，酷刑能造成受害人的心灵和道德人格的解体以至摧毁，导致受害人的非肉体性的毁灭80。学者指出，这并非因为英国人比欧洲大陆人更加人道或理性，而是因为英国人的刑事程序粗糙得毋须使用拷问19。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

另一方面，罗马法学是十分发达的，法学家们并非不知刑讯逼供所获的证据可能不可靠，他们尝试在法理上对拷问制度予以规范并尽量确保证据的可靠性。50 张国华，同注35，页193。……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用下流手段进行刑讯逼供或处罚。

充分的科学和医学证据证明，酷刑在拷问和其他情况下的使用对受刑者的身心造成莫大的残害。盗者截手，无所用复盗。

任职司徒的王郎指出：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残酷，是以废而不用。王永宽的《中国古代酷刑》4分27节描述了中国古代酷刑的施行手段和典型事例：凌迟、车裂、斩首、腰斩、剥皮、炮烙、烹煮、剖腹、抽肠、射杀、沉河、绞缢、鸩毒、黥面、割鼻、截舌、挖眼、断手、刖足、宫刑、枷项、笞杖、廷杖、鞭扑、兽咬、拷讯(各种手段和器具)、杂刑。

每当接触到一个故事，总会使人有天愁地惨之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76 Pieter H. Kooijmans, Torturers and Their Masters, in Ronald D. Crelinsten and Alex P. Schmid (eds), The Politics of Pai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chap. 2 at p. 14.77 转引自Peters, 同注13，页134。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1905年，他们向朝廷奏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54，这是晚清修律的一份重要文献。91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至于反对恢复肉刑的理据，基本上就是汉文帝当初废除肉刑的理由，如应以道德教化为预防犯罪之本，应给予罪犯改过自新的机会，不应使用残忍的、有损人道和仁政精神的肉刑。56 见李贵连，同上注，页99。

……酷刑是对个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 ― 此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 的最大侵害。重刑和刑讯在中西法制史上都广泛存在，不相伯仲，主要的不同是它们在西方文明进入现代史时被废除，但在清末的中国仍然健在。

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使用了最残忍的酷刑，却以为这些行为是正义的和对异端者的灵魂有益的。李贵连：《沈家本传》，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页213-218。

48 高绍先，同注37，页438。盖西国从前刑法，较中国尤为惨酷，近百数十年来，经律学家几经讨论，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美善。9从酷刑史的角度看，酷刑却绝非中华文明的专利，西方文明史上的酷刑 ― 无论是在死刑的执行方法或刑讯逼供方面 ― 的惨烈和广泛程度毫不逊色于中国。徒法不足以自行，古今中外皆如是。

81美国学者史加利(Elaine Scarry)在1985年出版一书，名为《在痛苦中的身体》82，被形容为是对为什么酷刑是恶的典型(epitome of evil)的经典论述83。在证据的层级中，两个证人的见证或被告人的招供被视为最可靠的证据，于是古罗马的拷问制度在十三世纪后再次流行于欧洲大陆。

90在这里我想起孟子的教晦：人皆有不忍人之心。30 川端博：《揭开欧洲拷问史秘辛》，同注10，页10。

下编是讯刑，分为常规讯刑(拷打)和非常规讯刑(包括25种不同手段)。陈氏在书中列举了一些当前流行和通用的刑讯形式72：暴打或重殴。

42 《晋书·刑法志》，转引自高绍先，同注37，页439及张国华，同注35，页193。恢复肉刑论者的论点主要有以下几点40。现在的刑讯或其他刑罚(当然是非法的)集古今中外之大成70。5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

对于拷问和酷刑史有深入研究的兰本教授(John Langbein)指出23，拷问制度在十八世纪后被废除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乃是在十六、十七世纪出现的刑罚制度和证据法上的变更。从上面引述的汉文帝废除肉刑的理据来看，儒家思想传统在这方面确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那些被弃置的体无完肤的尸体和幸存的酷刑受害者那虚空的眼神在告诉我们，曾持续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反酷刑运动离成功甚远，必须努力不懈，坚持下去。根据陈云生在2000年65和2003年66出版的两部研究酷刑问题的著作，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是完全禁止酷刑和刑讯的(可参见《刑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我国并早于1986年便签署参加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但在实践中以刑讯逼供为主的酷刑现象已演变成现今中国社会的痼疾或顽症，成为了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主要黑暗面之一67，情况相当严峻。

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 以闻天下。51 宁汉林，同注38，页219。